发布时间:2024-09-25
我的科学生涯是从好奇心开始的。
少年时,我对生命科学、遗传育种领域动植物的生长奥秘产生了浓厚兴趣。抱着这份好奇,在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年,我考入了南开大学生物系遗传专业,开始正式接触生命科学——一个有趣但又充满未知的领域。
记得有一次,我被派往南开大学试验农场,负责田间农作物管理和观察。作为一名在城市长大的学生,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走入农田,脚下土地的踏实厚重与农作物在阳光下拔节生长的蓬勃之态,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彼时,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鲍文奎先生搞的八倍体小黑麦育种研究走在了世界前沿。他育成的小黑麦品种,不仅产量高,耐寒性、耐贫瘠等各种抗性,也都明显优于普通小麦。正在求学的我对这样的农业创新工作心向往之,立志报考鲍文奎的研究生,从事农作物优异种质资源的发掘与创制。
但很遗憾,我并未考取,据说,鲍先生倾向于挑选农学专业的学生。他认为,这是造福人类的事业,因其伟大,所以艰难,有农学功底更能吃苦。
这一次考研的失利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想做农业研究,能吃苦是第一位的。
1983年,我从南开大学毕业,恰逢中国水稻研究所建立,到南开大学招聘。对农业研究的坚持,让我选择了水稻所,由此真正开始投入到水稻育种工作中。也是在水稻所,我才真正开始明白,“做农业要能吃苦”到底意味着什么。
农业科学是实践科学,光坐在实验室里是做不好的。
晚粳稻育种期,我和现在已是中科院院士的师兄林鸿宣,被分到了海南南繁基地。在那里,我们真正体会到了老水稻人的艰辛。冬天到海南,夏天回杭州,一年当两年用,由于交通不便,南繁一去就是半年。回程时,我们常常买不到车票,只能辗转到广州或湛江,再回到杭州,坐24小时以上的硬座火车,途中还要拎着好几箱种子,每个铁箱重达四五十斤。
我的前辈们经历过更艰苦的“南繁时期”,在“三个蚊子一盘菜”的年代,他们睡茅棚、吃野菜,背着种子、拖着行李,南下北上,一代代水稻人如同候鸟迁徙,年复一年。
为了做好水稻育种工作,我在40多摄氏度的高温下做杂交、搞调查,低头一身汗,抬腿两脚泥。
水稻育种研究工作极富智慧,但更需要的是执着和坚持。
水稻有近4万个基因,做一次杂交就意味着有几十上百万种基因组合。育种家要在其中找到需要的那一组,是极其烦琐庞大的工程。
除了常规育种,多年来,不断穿梭于乡间野壑寻找野生稻,也让我乐此不疲。野生稻中包含许多栽培稻已经丢失的优异基因和性状,可以进行育种利用。传统的杂交选育,需要人工在田间寻找那些表现优异的植株,再加以培育和选择。除了育种家们普遍青睐的强壮植株,我还经常关注那些奇形怪状、看似瘦弱的植株,因为极端性状很可能意味着存在值得挖掘和利用的基因。而且,基因是不会说假话的,它们的不同,决定了水稻的高、矮、胖、瘦,甚至是口感和品质。找到这些基因和它们的作用方式,才能真正找到提高水稻育种效率的最佳途径。
自1983年进入水稻所,我感兴趣的方向从未改变——作物种质资源研究。几十年来,我把精力和心血都投入到优异种质资源的创制与育种利用上。为了把这一件事做好,我辗转各处,在水稻田里一待就是40多年。
在田间做科研的确辛苦,但汗水和辛劳也给予我更多体悟。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老祖宗给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精神财富,吃苦耐劳、谦虚谨慎、勤学奋进的精神品格,是我最推崇的。做水稻这些年,让我明白,吃苦的过程,其实是人不断对抗自己、超越自己的过程,能吃苦才能做到更好的自律,未来的发展空间才会越大。
在追求科学真理的道路上,瓶颈期是常有的,看似是困扰,实则是契机,会成为我们深入思考、超越自我的黄金期和转折期。
要度过瓶颈期,我们必须认识到,个人的认知是有限的。做科研,一定要多交流、多讨论、多学习,掌握前沿动态,不能闭门造车。通过与同行交流,我们可以拓宽视野,发现自己的不足,同时也能从他人的经验中汲取智慧。
做农业,辛苦且漫长。要育成一个好品种,往往要花上数年甚至十年以上的时间。人生不是百米冲刺,而是漫长的马拉松,如何在顺境下泰然处之,抵得住诱惑;如何在逆境中不败雄心,扛得住压力,都是考验。任何事情都一样,想做成就需要坚持,唯有日复一日、不畏艰苦地把一件事做到极致,才能有所收获。
做农业辛苦,也是幸福的。我在茫茫阡陌间筛选,在无尽山壑中寻找,只为找到更好的配组、更好的资源,育成更好的品种。这样的工作或许枯燥,然而40多年过去,我觉得自己初心依旧,水稻中的奥秘仍然有太多需要探索。
2021年,我把育成的水稻新种“小薇”送入太空,探索太空作物培养的可能性。农业是人类生存之本,不仅要立足大地,为人们的幸福生活耕耘,也要仰望星空,为未来的星海征途做准备。
在当下,农业人已经比老一辈幸福许多,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已经有可能精准鉴定每一个基因的作用,提前预测不同组合的效果,进行精准设计育种,这是革命性的变化,更是未来育种的趋势。
随着5G时代的来临,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入育种中,必将使育种更加快捷精准。
(作者:钱前,中国科学院院士,本报记者杨舒采访整理)
来源:光明日报